人口下降的钟声愈加逼近。
不久前，《求是》杂志刊发署名为中共国家卫健委党组的文章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总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
面临类似情况的国家并不在少数。联合国《0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0年至年期间，人口减少的国家将越来越多，高达61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将减少1%或更多。而基于中等生育率假设，全球人口将在年达到峰值的亿人。
在一片有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锐减的担忧声中，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Galor）发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与他们不同，我认为全球人口下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事。”在与城市进化论的对谈中，他这样说道。
奥戴德·盖勒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人口“问题”是如何变为人口“利好”的？
盖勒将视角从看似“问题百出”的当代社会转向更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他发现，人口逻辑的改变，发生在过去不过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不仅人口真正步入快速增长期，并且人口增长与生活质量提升首次步调一致。而在历史绝大部分时间里，人口增长反而加剧生活的困难——正如“马尔萨斯陷阱”所昭示的那样。
我们对人口的观念是如何发生改变的？人类是否再次走到了“二选一”的两难岔路上？不久前问世的盖勒新作《人类之旅》中，他一系列突破思维惯性的观点，或许将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思考。
《人类之旅》，奥戴德·盖勒著，余江译，中信出版集团，0年8月
人口增长的迷思
不妨先回到一个最基础的问题：人口是如何实现增长的？
为更真实还原人口增长情况，盖勒绘制了一条长达年的人口增长曲线。观察的起点是最近一次冰期出现的公元前0年，此后，人口并非经历线性增长，而是出现三个明显的增长期和三个明显的平台期。人口增长的秘密，就存在于增长期所对应的人类社会变革因素中。
若在历史中一一对应就不难发现，人口快速增长总与技术进步呈现高度相关性。以出现在距今至4年前的第一次人口增长为例，据盖勒描述，当时正是古代世界大多数伟大城市诞生的时间，同时，创新在这个时期陡然加速，推动了动植物进一步驯化，以及耕种、储存、交流与运输的改善，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新石器时代。
此后的两次增长期，分别对应年维京海盗袭击北欧海岸、中国首次将火药用于军事；以及年哥伦布在美洲探险。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为何如此短暂？人类“趋利避害”的生物性对人口增长的天然追求，反倒正是原因之一。
一个代表性观点来自《人口论》作者托马斯·马尔萨斯。基于18世纪的社会现状，马尔萨斯发现人口增长的“死循环”：铁犁种植法的发明提高了生产面包的能力，食物的丰饶并没有让村民减少劳作、享受闲暇，相反，由于富余产品让他们能养活更多孩子，使村庄人口增加，但面包产量的增长是有限的，于是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从增长迅速回到原始水平。
正如盖勒总结，世界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阴影之下，技术创新在推动人口进行一定增长后，总会进入抑制期，并且增长的人口抵消掉了一切物质繁荣，最终人口增长触达创新界限后停滞。直到年前后，人口突然进入高速增长期。
这个特殊时间点上发生了什么？
与过去三次一样，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为人口增长做好准备。但与此前不同的是，新的变革改变了人口增长的底层逻辑。盖勒将其形容为“变革之轮”，得益于两方面累积效应：一是人口规模增长到能推动更大范围创新的程度，二是随着人口对环境培养出更强的适应性，推动文化改变——从对人口数量追逐向质量提升转变，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两难选择的转向
将目光进一步聚焦于工业革命，更能深刻理解近年来人口变化的本质。
在《人类之旅》中，盖勒将生育的选择抽象为两种效应的权衡。一方面是“收入效应”，即父母收入增加后，将增加子女培育中投入的资源总量；另一方面是“替代效应”，即父母为养育子女而非工作所牺牲的收入，也就是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
两难选择在不同时期造成了人类对生育的不同选择。他举了三个家庭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家是16世纪爱尔兰农民凯利一家，拥有一小块土地，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勉强能养活全家。美洲传来一种新食物，叫土豆，产量比小麦高许多。种植土豆果然给凯利一家带来大丰收，卖土豆赚到的钱让凯利得以继续生小孩。但因为种土豆不需要学习，孩子们都没有读书。他们依然耕种那小块土地，人口多了，又陷入贫穷中，直到年，爱尔兰土豆因病毒大幅减产。
第二家是19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农民工琼斯一家，他们也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在工业化冲击下，全家放弃小块农田，进城打工。工作累，但收入大大增加，琼斯先生拿出一笔钱让大儿子成为技师学徒，但因为资金有限，没能拜师的二儿子这辈子很难脱离车间。
第三个是0世纪早期瑞典渔夫奥尔森一家，夫妻都识字，他们通过关系，从银行中贷了一笔款，买了更大的渔船，他们也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收入增加了，便将孩子送到贵族学校。奥尔森夫妇要求他们好好学习，以便将来得到高薪职位。
从三个例子中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线不断拉长，替代效应愈加超过收入效应，更多的钱被投向培育少数子女而非生育更多子女。
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各种变化，盖勒提出了两方面主要原因：一是包括新机遇对受教育者的倾向上升、儿童死亡率下降、城镇化率的上升等各类因素，让父母投资教育的回报率大幅上升，压减了生育的收入效应；二是性别工资差距缩小让女性靠养育子女提升价值的唯一渠道被打开，随之女性结婚年龄上升、生育率下降。
归根结底，盖勒认为，是整个科技景观的变化，尤其是技术史无前例的更替速度，让投资儿女教育成了所有父母的“必选项”。工业革命让人力资本成为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这是盖勒在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
更重要的是，伴随人口结构改变、人口质量提升，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得以大大改善。
“马尔萨斯陷阱”最经典的一个结论是，人口增长并没能推动生活质量的提升。盖勒提到一组数据：3多年前的古巴比伦，日均工资约7公斤小麦，到工业革命前夜，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10公斤小麦，法国的巴黎是5公斤，意大利的相关城市是3-4公斤。3年间，个人收入几乎未涨。
而自19世纪初以来的00年间，全球平均收入足足提升了14倍。“生育率下降，生活质量提升不受人口增长带来的拉平效应，这也让人类开启一个长时期的繁荣时期。”盖勒如是解释。
人口下降的差异
“所谓现代化，本质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克服。”盖勒总结。
从效果上看，过去追求人口总量的逻辑逐渐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