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英国批评家阿瑟·西蒙斯对于早期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出现和发展有重要影响，而国内对其文学批评思想研究几近空白。作为知名的文学批评家，西蒙斯的观点直接影响了20世纪早期三位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叶芝、艾略特和庞德。本文梳理了西蒙斯批评思想发展阶段,即印象主义阶段、象征主义阶段和表现主义阶段的大致轨迹，通过这些阶段与欧美意象派和未来主义流派之间渊源的分析，阐明其批评思想发展与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诗歌现代性批评的联系，从而对中国的西方现代派诗歌批评研究作一个补充。阿瑟·西蒙斯(-)是英国诗人兼评论家，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很受新文学界的鲁迅、周作人、徐志摩和邵洵美等人推崇，但是在当代中国批评界却受到冷遇。年7月31日星野幸代和李金然在《上海鲁迅研究》上发表文章《鲁迅〈比亚兹莱画选〉小引的写成——以西蒙斯和杰克逊的影响为中心》，文中鲁迅选出英国19世纪插画家比亚兹莱(AubreyBeardsley)画作十二幅，并用西蒙斯和英国藏书家霍布鲁克?杰克逊(HolbrookJackson)的话来说明比亚兹莱的画作特色。由宫泽真一和魏譞于年5月31日发表于《上海鲁迅研究》上的文章《关于鲁迅作品的英、日文译文》，摘要里提到了西蒙斯的古典主义思想。李慧娟则于年8月20日在《楚雄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徐志摩与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家阿瑟·西蒙斯》，文章考察了徐志摩所受西蒙斯的唯美主义倾向的影响以及对其作品进行的译介，文章谈到徐志摩受西蒙斯影响，对于文体的选择是戏剧、文论、诗歌并重，在风格偏好上“重唯美而轻颓废。”相较于国内对西蒙斯的研究寥寥无几，国外对于西蒙斯的研究较多较深，包括传记述评如卡尔·贝克森(KarlBeckson)的《阿瑟·西蒙斯传》(ArthurSymons:ALife,)和罗杰·隆伯鲁德(RogerLhombreaud)的《阿瑟·西蒙斯评传》(ArthurSymons:ACriticalBiography,)、跨界研究、文学作品研究和与其他作家关系研究。西蒙斯对20世纪早期英美文学批评有重要影响。在维多利亚晚期，现代诗歌的观点得到普遍接受，西蒙斯功不可没。西蒙斯是一个有高度影响力的批评家，他的观点直接影响了20世纪早期三位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叶芝、艾略特和庞德。爱尔兰诗人叶芝在自传里承认西蒙斯的翻译对他自己发展的重要性；T.S.艾略特描述了西蒙斯在年出版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TheSymbolistMovementinLiterature)如何引领他读到拉弗格、魏尔伦和雷蒙波特的作品；庞德甚至将西蒙斯与柏拉图、但丁、斯宾诺莎、朗吉里斯与佩特(WalterPater)相提并论，将他视为“众神”之一。根据吉本斯(TomGibbons)对其批评思想变化的划分，从年西蒙斯二十岁起到年精神崩溃为止，这期间他的批评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每个阶段都由前一阶段逐渐演化而来，即于年结束的印象主义阶段，约年结束的象征主义阶段，以及年西蒙斯43岁时以其精神崩溃而结束的表现主义阶段。尽管西蒙斯年才逝去，但由于其精神疾病，批评生涯事实上已经终止。这种划分打破了人们对于西蒙斯的单一印象的认知，显示出其批评思想每一阶段各具特色。本文将依此划分梳理西蒙斯批评思想发展的大致轨迹，从而阐明其批评思想发展与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早期的欧美诗歌现代性批评的联系，以对中国的西方现代派诗歌批评研究作一个补充。一西蒙斯在其整个批评生涯中，一直致力于纯化所有带说教意味，诲淫诲盗以及带“描述性”(descriptive)的诗歌主题材料，并且从诗歌语言中清除刻意的诗歌用词、倒装句型和装饰性意象等“修辞”形式。当然，在19世纪90年代，西蒙斯不是这些观点的唯一倡导者。叶芝与庞德都认为，如果将夸张、修辞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甜腻风格清出诗歌，就会对诗歌发展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评论家布莱德利(A.C.Bradley)在其文章《为诗歌而诗歌》(“PoetryforPoetry’sSake”,)中也赞同不说教的“自发的”诗歌，反对“矫饰”。西蒙斯无疑是这些观点的最为有力的坚定倡导者，而这些观点对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们有着强烈而直接的影响。西蒙斯早期受到诗人布朗宁(RobertBrowning)和梅瑞迪斯(GeorgeMeredith)的影响最大。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读过他们的作品，发现他们的诗歌避免陈腐的用词和老套的主题，追求精确表达，进行语言先锋实验并企图交流具有“现代性”的复杂心绪。让西蒙斯最感兴趣的是这些作家能够直接将意象反射至读者心灵，从而回避了他所谓的“描写”手法。西蒙斯在他的第一本批评集《布朗宁研究入门》中写道：“只有描写的诗歌，在所有诗歌中是最为沉闷枯燥、最为无效的诗歌。”他赞同梅瑞迪斯：作家的目的应该是激起读者的“内在视野”(inwardvision)。换句话说，作家不应该详细地描述一个场景，而应该发现某种手段将这个场景复制到读者的心灵，对外在世界不应该为描写而描写。根据西蒙斯的观点，布朗宁即景所见的“非常清晰的并清楚映入我们大脑的”那些风景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将人物经历的情感状态传达给读者的手段：“画面换起了情绪。”这是将诗中叙述者心理情绪复印到读者心里的一种手段。年，在评论布朗宁死后发表的《阿索兰多：事实与想象》(“Asolando:FactsandFancies”)时，西蒙斯总结了关于现代诗歌的观点，认为海涅、布朗宁和梅瑞迪斯都“成功地用我们可能叫同情反讽(sympatheticirony)的语气处理了现代生活中反英雄的复杂情况——尽管这些题材如此难处理，但对这些题材的处理真的充满了诗意。”除布朗宁和梅瑞迪斯外，西蒙斯还增加了海涅，并在同一篇评论的后面提到魏尔伦，表明他开始注意到其他作家身上的现代性。此时西蒙斯现代诗歌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描述。年，他还赞扬普罗旺斯诗人米斯特拉(Mistral)不受“如此完全毁坏诗歌的城市低劣生活条件”的触动，语气中包含着对城市生活的蔑视。但是年，在评论乔治·摩尔(GeorgeMoore)的《印象与意见》(“ImpressionsandOpinions”)时，西蒙斯特别赞扬摩尔的德加(Degas)研究，认为他是“创造了新艺术的画家，创造了世纪末(fin-de-siecle)关于芭蕾、澡堂、洗涤盆、跑道、橱窗的艺术”。在年评论魏尔伦的文章里，西蒙斯已经将对城市中现代人的喧哗吵闹印象的描述作为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同年，在评论亨雷(W.E.Henley)的《剑之歌》(“TheSongoftheSword”)时，他提出“处理伦敦题材的能力”，将其作为现代诗歌的关键考验，认为在亨雷的诗作中最为成功的现代诗歌包括《伦敦即兴之作》(“LondonVoluntaries”)等一系列作品，并将亨雷的诗作描述为代表诗歌现代性艺术的可值一提的宣言。在引用了《伦敦即兴之作》的头几行后，他用了画家惠斯勒(Whistler)作为他的检测标准：认为亨雷与惠斯勒一样，对于城市有着相同的本能感觉，用想象力和独特视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