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为世界和平出征。”“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源于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源于中国人民的天下情怀，源于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源于中国的大国担当。”……9月1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首部以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主题的专题型白皮书。
中国维和军人用鲜血和汗水，为参与维和的初心与使命做出了生动而具体的注解。
时刻迎战
马里地处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缘，长期的分裂与战乱致使当地武装冲突不断，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称马里为联合国维和“最危险的任务区，而且没有之一。”年5月，中国第七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共名军人前往马里执行维和任务，其中警卫分队人，工兵分队人，医疗分队63人。
刘全振是这批维和军人中的一员，他在医疗分队负责后勤事务，驻扎在位于加奥的联合国超级营地。夜晚在马里站岗，抬头就能看到黑蓝色天空里闪烁的繁星，美好而肃穆。然而就在同一片苍穹下，由于电力缺乏，目力所及之处一片漆黑，武装袭击随时可能发生，维和军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生与死可能只在一瞬间。
△年2月26日，中国赴马里维和警卫分队官兵接到命令奔向各警戒哨位，在维和部队营区外发现不明武装分子。
“在马里，我们要保证全天24小时有人在哨位上值守。”刘勇是第七批赴马里维和部队指挥长兼警卫分队队长，在马里的天任务时间中，他带领队员保持高度警戒状态，“恐怖分子随时可能发动袭击，每个哨位的正面是米至米，纵深一公里左右，要值守这么一大片区域，哨兵的双眼必须非常犀利。”
刘勇还清晰地记得年7月22日下午，部署在加奥的法军营地遭遇恐袭，两名恐怖分子驾驶一辆皮卡车实施汽车炸弹袭击，爆炸地点就位于联合国营地东北方向约米，约30多名法国维和人员受伤。刘勇迅速下达命令，要求所有人员进入掩体，关闭营地大门，做好随时迎接战斗的准备。
袭击发生时，刘全振正在集装箱改建而成的营区宿舍内休息，爆炸的冲击力让整个宿舍都震动起来。在不远处的法军营地上空，腾起了蘑菇状的云团，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味道。“我们立即穿上防弹衣，带上钢盔，迅速进入掩体，”刘全振回忆道。他所在的中方医疗队是加奥超级医院，爆炸发生后，受伤的友军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救治。
“这次袭击是距离我们的维和官兵最近的一次，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刘勇说，“这样危险复杂的环境逼迫我们必须按照实战的标准参与维和行动，随时准备应对袭击。”
△年7月，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战士杨树朋在执行难民营警戒任务时，遭遇炮弹袭击不幸牺牲。烈士遗体回国仪式上，杨树朋的妻子、儿子手捧遗像。
中国第七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副指挥长兼医疗分队队长朱四强也对马里维和的危险深有体会。在加奥的联合国超级营地，埃及、斯里兰卡军队承担着为营地运输物资的任务。“自年起，运输营在执行任务中遇袭的频率更高。他们经常会遭遇枪击，以及地雷、路边炸弹的袭击。”朱四强收治的伤员中，有不少人被炸伤、烧伤，他自己就亲眼见到6名维和军人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雷区考验
除了突然袭击外，对于高朝宁和他的队友来说，生死考验还存在于日常工作的细节中。年5月至年8月，高朝宁作为维和部队指挥长兼多功能工兵分队队长远赴黎巴嫩，执行扫雷、工程建筑任务，也为当地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年，黎巴嫩与以色列发生冲突，在两国边境埋设的大量未爆弹成为维和军人和当地民众生存的巨大隐患。维和期间，高朝宁每天要带领队员连续执行8小时的扫雷任务，这是对体能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队员们身穿10多斤重的扫雷服，手拿3公斤重的探雷器进入雷区，根据探雷器的响声定位未爆弹的位置，然后双膝跪地，拆除引信，用设备精细挖掘，任何操作上的粗心大意都可能导致地雷爆炸。在炎热的夏天，高温炙烤也会让排雷手中暑、晕倒，产生触雷的风险。
“雷场自然条件恶劣，树木不多，杂草、荆棘丛生，蚁蝎横行，有时挖出的地雷上盘踞着蛇和蝎子，这也会给排雷手带来巨大的恐惧。”高朝宁说，一些新队员由于排雷经验少，执行任务时神经过于紧张，不敢下手挖掘，或者挖出地雷后全身止不住地颤抖，“为了防止触雷，排雷手身后都会安排一名战友监督操作，一旦发现他状态不对，就会立即做紧急处理。”
由于长期受到雨水冲刷和植被生长影响，一些爆炸物发生了位移，不在地图标注的雷区范围内，这就让排雷工作更加棘手，需要加倍小心。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一年多时间里，高朝宁带领40多名排雷手排除了大量未爆弹，每个人平均排除的地雷数量达到37.5枚。
△中国第19批赴黎巴嫩多功能工兵分队官兵排雷作业前相互调整防护服准备进入雷场。
自年3月，中国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派出工兵分队以来，一直承担着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的扫雷任务，排除地雷及各类爆炸物一万余枚，保持着“零伤亡”的记录。年7月，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武装冲突，中国维和人员冒着战火执行任务，排除了3余枚未爆弹，成为交战时期黎巴嫩当地媒体和世界各大媒体报道最多的联合国驻黎维和部队。
与雷区一样带来生死考验的，还有疫情。今年3月起，新冠疫情在非洲肆虐，海外维和军人面临的风险又多了一重。对朱四强来说，非洲的疫情暴发滞后于国内，这个时间差让维和医疗队能够迅速学习并掌握国内防疫经验。“联马团（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特派团）医院，分别由三个国家开设。医院在位于加奥的超级营地，疫情期间，由于缺乏稳妥的防控措施，医院都出现了医务人员大规模感染的情况，医院关停，全体人员隔离，给维和部队带来巨大的恐慌，医院是唯医院。”
“在马里四个月的接诊时间内，医院的医务人员做到了‘零感染’，并处于正常接诊状态，给联合国维和人员吃下了定心丸。”朱四强自豪地说。
维和遗憾
除了这些生死考验外，热带地区常年高温（马里室外温度高达60度）、阳光暴晒、蚊虫叮咬、水资源缺乏、对亲人的思念……都是维和队员们生活中要克服的困难。
刘全振在出征马里前，儿子不到两个月大，临行前他匆匆请假回家看了儿子一眼。在执行任务空闲时，刘全振会与妻子通话，用手机接收有关孩子的视频，“通讯条件很差，10秒的视频也要传送很长时间。那时我就看着加载的光标不停地转，一次次显示‘发送失败’。”刘全振腼腆地笑了。
然而，在提到在马里被战争摧残的老百姓时，这个30岁的山东大汉眼眶有些湿润：“你常常会见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民众，他们的国家处在战乱中，温饱都无法解决，生存已经成为很大的问题。我的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很难过、很痛心。”每次外出执行任务，刘全振和战友都会带着食物和糖果发给当地的孩子们，孩子们会追着他们大叫着“China、China”，或者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谢谢”。“真心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好起来”，刘全振说。
本土无战事，中国军人有牺牲，维和官兵在他乡守卫着和平。如今，第19批中国赴黎维和部队已于今年年内全部到任，同时也恰逢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中国军队派出的维和官兵从最初的军事观察员，发展到工兵分队、医疗分队、运输分队、直升机分队、警卫分队、步兵营等成建制部队以及参谋军官、军事观察员、合同制军官等维和军事专业人员。中国维和官兵的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塞浦路斯、南苏丹、马里、中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刘勇告诉记者，“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能力有限，我们看到当地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能尽一份微薄之力，但无法改变战乱的环境”，刘勇说，这可能是每一个维和军人最遗憾的事。而建设持久和平，能够让维和军人们的遗憾一点点减轻。
持久和平
自年参与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军队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余人次，16名中国官兵为了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如今，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官兵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摊款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提高维和影响力和绩效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说，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的关键力量。
△利比里亚民众自发为中国维和部队送行。
随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国有怎样的维和理念，它与中国军队对“和平”的认知是什么，中国可以为国际维和带来哪些新变化，这些问题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